一件是，因为地方政府主导了小额贷款试点，事情反而做不下去了。1994年，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开始在河北易县尝试“小额信贷”，13年来，整个易县近两万农户从中获益，6000多户摘掉了贫困的帽子。国内外上万人次到易县扶贫社进行学习、参观与考察。之后，又陆续搞了几个试点。不过，第四个小额信贷试验点陕西丹凤却在运作中关掉了。

    丹凤试验点1996年建立，后来演变成了当地政府主导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。但是，政府主导并不一定会有理想的结果。丹凤模式被政府接管后，利率由8％降到3％，虽然政府急于帮助农民脱贫的主观意图是好的，但这混淆了信贷与救济的区别，扶贫社长期的亏空就难以弥补。政府干预程度越大，经营效果往往越差。（《广州日报》10月31日）

    另外一件是，政府干涉越少的省份，资本的自由度越大。10月30日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首次公布了《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化指数》研究报告，报告显示，全国30个省区市（不含西藏）中，浙江省资本自由度高居全国之首。看来，浙江经济这几年之所以取得长足发展，经济总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各省区市前茅，与政府的行政干预少，不无关系。

    在传统的资源配置里，政府控制了一切社会资源，行政权力成为资源配置的最有力的手，这很难充分调动社会层面的积极性。从1978年到2001年，中国经历了一个快速市场化的进程，经过20多年的努力，政府职能已从主持计划经济转向服务市场经济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起基础性作用：市场体系逐步完善，金融市场从无到有并日臻完善，劳动力市场近年来发展快速，商品、生产要素和服务品的价格绝大多数由市场形成。

    但是，市场化改革以后，不彻底、不适应这种改变的情况仍比比皆是。特别是最近几年，地方政府的部分权力也一度进入市场，成为经济领域不可忽视的一种“新威权力量”。一些地方政府试图借此提高社会效率，结果却是，不仅社会效率没有提高，反而下降。值得警惕的是，这种新威权往往以造福百姓、发展区域经济作为旗帜，颇有迷惑性。

    陕西丹凤的小额信贷试点，正是因为政府“好心”地介入，并且同样“好心”的降低利率，结果导致了整个信用链条的中断。浙江以外，中国的很多省份，热衷于高速的经济发展，甚至发明出“挂牌保护”以发展企业的措施。不能说“挂牌保护”就完全没有道理，但这种以行政手段替代经济规则的办法，多半以损害经济发展为代价。政府的归位，某种程度上比大量提供各种优惠政策还要管用。（胡应斌 ）